杨金砖
周敦颐是潇湘地域上崛起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的一生，虽然留下的著作不多，总共加起来，也不过6000余言。然而，就在这6000余言中，其《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等著作开创了宋明理学的先河，成为自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在儒学史上被指认为“功盖在孔孟之间”。其《爱莲说》虽只有118个字，却将“莲”之高贵品质与坦荡风骨尽现纸上，使之成为文学史上的一篇空前绝后的精美之作，对后来的文学与文化的审美取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周敦颐爱莲思想的由来
周敦颐，原名惇实，为避宋英宗之讳而更名为惇颐，字茂叔，宋天禧元年（1017年）出生于湖南道县久佳乡楼田村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亲周辅成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任过贺州桂岭令。因此，周敦颐的出生正是其父仕途最为得意之时，再加上其母亲又是京都龙图阁大学士郑向的妹妹，不仅贤惠能干，而且知书达礼。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下，周敦颐的童年获得了良好的文化教养。再加上自身的天资聪明、志趣高远，深得前辈赞许。周敦颐十五岁那年，因父亲病故，便随母亲投奔开封，寄住在舅父家里。其舅父郑向对周敦颐的培养可谓是尽力尽心，几甚超过了自己的子女。景祐三年（1036年），周敦颐刚刚年及二十，朝廷给了郑向一个荫及子孙的机会，郑向将这十分难得的机遇给了周敦颐，从此，周敦颐便步入仕途。南宋度正的《周敦颐年谱》有这样的记述：“先生年二十，始冠。行谊早闻于时。龙图公以叙例荫子，乃奏补先生。试将作监主簿。”①周敦颐先后历任过洪州分宁县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广州转运判官、永州通判、知南康军等职。由于他性情高洁、远名厌利，不愿蝇营狗苟，疾恶如仇，提点刑狱，尝以洗冤泽物为己任，以天地良心、诚仁道德为准则，从不唯上唯亲。至嘉祐六年（1061年），迁国子博士，后以疾求知南康军，遂筑室庐山莲花峰下，门前有一小溪，并以故里营道的“濂溪”名之，于是世人便称其为“濂溪先生”。嘉祐八年（1063年），任虔州通判的周敦颐创作了他光耀千古的绝妙哲理美文――《爱莲说》，将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化与佛道二教的修身养性的“出世”思想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开出了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朵智慧之花。
当然，周敦颐在哲学与文学上的成就，除了其自身的悟性与家庭环境的熏陶外，还得益于遇上了赵宋皇朝这个“重文尚学”的好时代。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倒戈易帜，自立为王，从后周皇上柴宗训手中夺过黄袍，登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宝座。上台后的赵匡胤深解“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玄奥，于是，一改过去的流氓武夫之气，在总结五代各帝猝然而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他开创了“以文治国” 的新时代。这一革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兵制，削弱藩镇势力；二是起用文人，罢黜武将，他认为文臣再坏，也要比割据一方的武将好；三是大兴儒学，使读书讲学之风盛行全国②。此外，还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有一块专供“新天子”跪瞻默诵、全然不为外人所知的“誓碑”。“誓碑”中的第二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③。
于是，有宋一代，也是中国历史上言路之最为开放、思想之最为自由的几个时期之一。潜心于学问的周敦颐便在这种大环境下成了自“孔孟”而后的第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生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的辩证思想，不仅包含着道教、佛教思想的精髓，更是将儒家学说发扬到了一个极致的水平。在屈原的《天问》中曾对天体的形成与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做过深透的思考，“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千百年来虽有柳宗元的《天对》作答，但读来较为牵强，关于宇宙的一些原始之初的问题仍没有一个较为完满的解释。于此，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从无极出发，构筑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万物”的完整的宇宙本体论与心性论体系。他认为太极化生万物，而万物以人为最贵。“太极之理即所谓诚，而诚也就是人之本性。诚是至善的，所以人之本性也是至善的。”①也是这种“诚”的思想的外化，他于嘉祐八年（1063年）五月，创作了《爱莲说》，并勒于石上，从此，名播天下：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自然之中，奇花异卉多不胜数。而周公唯独捡出傲霜斗寒的菊花、雍容华贵的牡丹与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莲作比，不仅比喻生动贴切，并且意蕴丰富深刻。这三种容颜可掬、特色各具的花卉，从总体上看都可谓是花中之魁，然而，周公认为三者品性有别、趣味有异。“菊”，生于郊野，长于篱下，傲霜斗寒、不畏风雨，但又不与春花争艳，可谓“花之隐逸者也”；“牡丹”，生于富贵之乡，长于名圃之中，娇艳无比，鲜美夺人，实乃“花之富贵者也”；而独有“莲”，生于污泥之池，长于清涟之上，花艳而只可远观，香清而不可亵玩，“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顽强自立于尘世之中，可见，真是“花之君子者也”。通过这一组绝妙精辟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出周敦颐的人生理想不是道家的隐逸与世俗的荣华，而是如这池中之“莲”一般做一个为人坦荡、净洁高雅、中正清廉的“君子”，去追求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高贵品质。
关于周敦颐笔下的“君子”人格，与韩愈《原毁》里所倡导的“君子风范”遥相呼应。韩愈认为“古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后世之人之所以难以成为真正的“君子”，是由于没人能像“古之君子”那样去严于律己而又宽以待人，所以“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放眼四望，在追逐荣华与富贵的寰寰人世，“君子”愈来愈少，日渐稀疏。于是，周敦颐也只好引颈长叹、无可奈何地写道：“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周公的《爱莲说》道出了他自己及天下文人的心灵追求与精神守望。
二、文学中的“莲花”情结
“莲”，又名“芙蓉”、“荷花”、“芙蕖”。《尔雅· 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诗经?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湿有荷华。”这些诗句中都以荷莲作比，抒发怀春女子心中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怀春情愫，以及思而不得的而又无法排解的愁苦心怀。屈原的《离骚》里更是大量地以芳草喻君子、以花香譬美人。如“帛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表现了诗人的浪漫情怀。
至汉魏以后，“莲”便成为文人学士所反复吟咏的对象而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如汉代王褒《九怀·尊嘉》：“抽蒲兮陈坐，援芙蕖为盖。”魏代曹植《洛神赋》：“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结修根于重壤，泛清流以擢茎。”晋代潘岳《莲花赋》：“课众荣而比观，焕卓荦而独殊。”宋代傅亮《芙蓉赋》：“考庶卉之珍丽，实总美于芙蕖。”《古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古乐府·采莲曲》：“采莲者，窈窕舞佳人。”梁武帝萧衍《子夜夏歌》：“江南莲花开，红光照碧水。”梁元帝萧绎《折杨柳》：“山似莲花艳，流如明月光。”唐代李白的《古风》：“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唐代白居易《蓑荷》：“白露凋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唐代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宋代文同《莲赋》：“挺浊淤以自洁兮，澡清涟而逾丽纤。”唐代王勃《采莲赋》：“芳华兮修名，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沾饰，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何当婀娜花实移，为君含香藻凤池。”可见，荷莲已成为一个文人所描摹的对象，反复出现在诗词歌赋之中。不过，这些作品里描写的多为荷花的红艳、莲叶的碧绿、莲藕的洁白等自然属性，而对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完美人格，虽有提及，但并没有像周敦颐《爱莲说》中描写得这般玲珑剔透、淋漓尽致。
显然，周敦颐心中的这种荷莲情结，除了对《诗经》以下的莲之文学意象的承载，除了对道家品行修炼的追随，更有佛家文化的精神滋润。
在佛教中莲花不仅被视为“佛陀”的诞生，更被视为神圣、美好、纯洁、复活、慈悲的象征。据传释迦牟尼一出生便能行走，并一步开出一朵莲花。所以目前寺院的大殿里，见到的“佛陀”总是盘坐在莲花之上。在《佛经》里有关“莲”的誉赞非常之多。如《禅度无极第五》中写道：“心犹莲花，根茎在水，华合未发，为水所覆，三禅之行，其净如华，去离众恶，身意俱安。”《无量寿经》卷下中有：“清白之法具足圆满……犹如莲花，于诸世间，无染污故。”《涅槃经》卷一四中也有一喻：“如水生花中青莲花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①莲出污泥之中，而不放逸，不为世俗所染，不为浮名所累，不为身世所苦，进而修炼出“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至上品性，这与佛界，尤其与大乘佛教所致力倡导的“在五浊世间实现自由度人的宏愿”相契合。
在唐宋时期，佛教思想在文人中流布甚广，据资料记载，周敦颐与佛印、晦堂心等高僧关系甚密，尤其是对禅法烂熟于胸。《佛法金汤编》卷一二云：
佛印住鸾溪，敦颐谒见，相与讲道。问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是道？师曰：疑则别参。公曰：参则不无，毕竟以何为道？师曰：满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视窗前草生，乃曰：与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师曰：昔未不迷心不悟，心融境会属游潜。草深窗外松当道，尽日令人看不厌。师和曰：大道体宽无不在，何物动植兴蜚潜。行观坐看了无碍，色见声求心自厌。由是命师作青松社主，追媲白莲古事。②
周公见“窗前生草”而悟出“自家意思”，这与“出污泥而不染”的“花之君子”而推演出“人之君子”的完美人格，思路如出一辙，可见，其深受禅理的影响。
从佛教的“主静”、“无欲”，到理学的“修身养性”，再到《爱莲说》中的莲之圣洁意象，不仅有着内在的关联，更是互为表里。清香浮动的荷莲，不仅让周公悟到了禅理，也萌发了理学的思想火光，同时，也为后人树立起了一个“人之君子”的高大形象。
其实，周敦颐的一生，也正是践行“莲”之情操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出污泥而不染，处浊世而独醒”的“君子”风骨。为人清正廉洁，为官两袖清风，所得俸禄除养家糊口之外，悉数用于救济亲朋好友及穷苦人家，从而，家里的余钱常常“不足一百”，家什 “难满一箱”，这在大宋那个极度奢华的朝代里，为官如此清贫，实属罕见。因此，文人仕子对他的评价甚高，如宋代潘兴嗣在《周敦颐墓志铭》中称赞道：“君博学力行，遇事刚果，有古人风，众口交称之。”③黄庭坚在《濂溪词并序》中写道：“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世故，权舆仕籍。……茂叔短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④这些文字中足以看出，周敦颐的人品、文品之纯正，有如池中之“莲”——“洒落坦荡，光风霁月”。
三、周敦颐对元结、柳宗元文风人品的承继
元结、柳宗元、周敦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三位巨匠，更是行吟潇湘的三大文豪。从元结任道州刺史而初识潇湘，到柳宗元贬谪永州而始得西山，再到周敦颐从濂溪故里走出潇湘，永州——这个“迁客”“流放”、“贬谪”文人的居所，这个被仕子称为“南蛮” 之地的偏远之州，进而已擢升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镇。这当然有赖周敦颐的承上启下之功，才掀起湖湘文化的千年巨浪。
纵观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三人，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一都出身于望族世家,均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二都聪悟宏达、智敏过人；三都是人品高洁，抱负远大；四是仕途坎坷，都有弃仕归隐的思想；五都是文章高手；六都与潇水、湘江渊源甚深，都家居溪旁，并深爱其溪。所以徐霞客说：“永州三溪，浯溪为元次山所居，愚溪为柳子厚所谪，濂溪为周元公所生。”（《徐霞客游记》）周公同元结、柳宗元无论是在人品抑或是文品上都可谓是“性相近”而又“气相投”。
关于周敦颐对元结思想的承继，其《瀼溪书堂》一诗中有所提及：“元子溪曰瀼，诗传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顾相钦……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周公徘徊于“久爱”的庐山之野，那条承载着元结诗文的瀼溪在门前奔流不息，推窗而望：“窗前即畴囿，囿外桑麻林”，好一派幽静闲逸的生活图景。在这种图景中，周敦颐不由自主地由书院想到瀼溪，由瀼溪想到当年的元结。于是，在风月无边的晚夜，周公举杯相邀，意与元公对坐长谈，以探究天理人性之道。
关于文风上的继承，在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很容易看出元次山的《右溪记》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相通相承的痕迹。第一，为文简略古朴，高秋独眺，气韵沉雄；第二，格物致知的手法甚为相似。
如元次山笔下的“右溪”：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
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①
如此一条离城西仅百余步的清流荡石、佳木相拥的绝美之溪，竟自置州以来不为人所赏爱，于是让元结怅然痛然而作《右溪记》。
而柳宗元见“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西山”，“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易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的“钴鉧潭”，“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小石潭”；“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的“小丘”，皆为山水之奇，却不为世人所爱，以至于“货而不售”，唯独柳公见后乐而忘归，欣而悲然地创作了《永州八记》。
周公目睹“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池中之“莲”，堪称“花之君子”，可是，如此圣洁而高雅的“荷莲”，却寂寞一生，清冷孤独地枯槁在季节的风里，于是，周公凄然喟叹：“菊之爱，陶之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这种凝于笔端、发于肺腑的对“莲”之钟爱，显然与元结之对于右溪，柳宗元之对于小丘的情感貌合神契、如似一脉。再从托物言志的心态上看，他们都隐然以脱世俗，超然而忘身忧，旷然而乐山水，静然而穷事理，触物感时，叹然而歌，歌然而恸，恸而为文，形诸舞咏，皆发自然。元次山写“溪”，溪之美尽现纸上；柳宗元写“丘”，“丘”之貌出神入化；周敦颐写“莲”，莲之性惟妙惟肖。
关于周敦颐对柳宗元的追随，苏轼的《茂叔先生濂溪诗呈次元仁弟》一诗作了很好的回答：“……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先生岂我辈，造化乃其徒。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因此，不难看出，周公的《爱莲说》承继了元结、柳宗元的散文基因，而且发扬光大，将佛学的“无常”、“无欲”、“无我”的要旨有机地融进到他的作品中，从而，让人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里，参悟出“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生至上真谛。
四、周敦颐的《爱莲说》对潇湘文学的影响
有宋一代，其诗歌创作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周氏理学，二是江西诗派。理学注重“格物致知”，而江西诗派倡导“言必有据”，于是，宋代诗风已不是沿着盛唐的路子继续前行，而是另辟蹊径，独步天下，将审美视角由“情趣”转向到了“理趣”之中。但是，这一转变却引来了元、明、清的诗话家们对宋代诗歌的微词，认为宋代“除几个杰出的诗人和一些诗作之外，大多流于浅率、枯燥，在诗歌中议论、说理，缺乏诗味，苍白无力”。①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也认为，“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于此，我认为这些评论是有失偏颇的。正如严羽所云：“时代不同，体制随异。”（《诗评》）我们不能以盛唐的审美模式去衡量宋代的文艺作品。正如汉魏以瘦身为美，而盛唐以丰满为俏，时代不同，审美尺度有别，我们不能说玉环为天下美妇，而飞燕就不是天下佳丽。其实，对于这种今是而昨非的论争，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早已明谕：“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宋人诗歌虽有些“味同嚼蜡”，但它使大宋文学在“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苦雨凄风之中，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带来了“宋词”、“散文”、 “书画”艺术的蓬勃发展，并使之成为历史上不多见的一个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
当然，对后世文人的思想与人品的影响，《爱莲说》一文直可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互为伯仲， “莲”之高洁形象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子风范，仿若寒夜的两盏灯火，给迷惘失意的“仕子”以方向的指引，给踽踽孤行的“文人”以灵魂的慰藉。《爱莲说》一出，“凡塾师童子辈传诵者多”，宋人柴与之诗云：“一诵《爱莲说》，尘埃百不干”。可见，《爱莲说》一文影响极为深广②。
一是对“莲”之意象的开掘更为深入。自周敦颐《爱莲说》之后，不仅引发了文人仕子对“莲”的空前兴趣，许多大文豪，如梅尧臣、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杨万里、柳永、张耒等，无不泼墨写荷，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并且对莲的文学意象也有了极大的拓展。有由寂寞之莲而言心愁的，如“莲欲开遍，一夜秋声转。残绿断红香片片，长是西风堪怨”（晏几道《清平乐》），“莲子已成荷叶老，清露洗，蘋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李清照《怨王孙》）；有写荷花之风流标格的，如“霞苞电荷碧。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终须放、船儿去，清香深处住，看伊颜色”（苏轼《荷花媚·荷花》）；也有写新荷之生机的，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小池》），更有借荷莲而言心志的，如“开花浊水中，抱性一何洁！朱槛月明时，清香为谁发”（苏辙《和文与可菡萏轩》），“荷花娇欲语，笑入鸳鸯浦”（魏夫人《菩萨蛮》），但最为明快的，莫过于明代苏致中的《莲花赋》：“……产荷蕖兮露端，驾群卉兮陈征，不蔓不枝兮，胚胎濂溪之派，难污难染兮，牵连杜井之根……昔茂叔爱之而阐道学，子瞻植之以占多贤。”可见，宋代码对荷的吟诵之声，已远远超过了盛唐。
二是对潇湘文人的激励与影响。自周子之后，湖湘文人之崛起，自不待言，但潇湘文学本土化的发展，它的确起到一个承上启下、开启先河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文风与人格两个方面。“根于仁义，发于道德”的濂洛诗派是一种质朴文风的开启，而《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本色的倡导则是人格道德的滥觞。我们从宋代金履祥编的《濂洛风雅》，以及清代张伯行编的《濂洛风雅（一）》与《濂洛风雅（二）》等书中，便可以领略到其中的“蔚然道德之气”。在《濂溪志》的《濂溪遗芳集》里，收录了不少仕子文人对濂溪故里、亭榭楼台、书院祠庙的吟颂与缅怀。如分守道邓云霄《谒濂溪先生祠》：“无气还居太极先，濂溪妙义更谁传。闲中到处堪寻乐，象外忘机岂类禅。霁月临窗生绿草，光风吹沼放红莲。君看吟弄缘何事？我欲求诸未发前。”教谕孟春《谒周夫子》：“六籍言湮久失传，先生闻道性诸天。图开太极追前圣，教阐通书启后贤。庭草近窗春有色，池莲入咏思无边，自从伊洛相承后，文运光昌不计年。” 从这些题刻的诗词中不仅可以看出文人仕子们对周公的敬仰之情，也看出了周公对潇湘文人的深刻影响。
受周敦颐的《爱莲说》影响至深的潇湘本土文人有两位，其一是南宋末年的乐雷发，二是大清晚期的何绍基。乐雷发，字声远，宁远人，博学多闻，擅发诗赋，于南宋宝祐元年（1253 年）经理宗皇帝亲自廷试，发觉乐雷发对答切直，于是，赐特科状元。然乐雷发从小深受《爱莲说》中“莲”之“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君子之风的浸淫，为人耿直坦荡，从不屈意迎人，后因数议时政没被采纳而归隐山林，著有《雪矶丛稿》五卷，今存诗作150余首。其诗作针砭时弊，可谓是辛辣无比、入木三分。如“学校文章如画饼，朝廷官爵似呼卢。春吟应欠梅花在，时事曾言楮币无”（《寄吴茂远》）；“中原应有楼兰国，空锁吴钩到白头”（《寄许介之》）；“莫读书，莫读书，惠施五车今何如？请君为我焚却《离骚赋》，我亦为君劈碎《太极图》……”（《乌乌歌》）这些诗句充满了乐雷发那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耿介精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其评价说：“雷发人品颇高……其诗……风骨颇遒，调亦浏亮。”
而何绍基（1799–1873）则是受周敦颐之人格浸润的另一位潇湘本土的文学大家。嘉庆四年（1799年）十二月出生于道州（即今湖南道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为嘉庆十年（1785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何绍基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及第。但当时的清政府与南宋末年已相差无几，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他的一生从选庶吉士、授编修开始，历任国史馆和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国史馆提调，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咸丰二年（1852年）升任四川学政，因骨傲性直，不与权贵合污，直陈地方弊症，于是，咸丰四年（1854年）降调，从此离开官场，浪迹天涯，以书法著述为乐。其著作有《东洲草堂诗集》、《东洲草堂文钞》、《惜道味斋经说》、《何暖叟日记》等。他的诗文以平淡简朴为第一要义，如《盆竹》一诗：“秋篁几竿直，古钵三尺圆。下既不得地，上故不造天。无处展枝叶，何由扫云烟？依然根节好，凉月夜娟娟。”何绍基的诗句就是这样朴实无华、明白晓畅，正如他自己所说：“将一切牢骚语、自命语、摹古语、随便语、名士风情语、勉强应酬语，概从刊落，戛戛独造，本根乃见。”可见，这里尽得周敦颐“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之气韵。
不知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是自愿还是被迫，周敦颐、乐雷发、何绍基这三位潇湘本土成长起来的集大成的文豪，最后都相继放弃仕途而归隐山林，以夏荷秋菊为伴，以闲云野鹤为乐，以布道授业为务。古人云：“不贵于今，必达于后。”周、乐、何三公均以其文学艺术与思想领域的巨大成就而被尊奉为一代宗师，成为潇湘本土文坛上的三颗巨星。
（该文刊于《船山学刊》2007年第2期）
① 周文英主编：《周敦颐全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② 廖承文等：《湖南文学史?古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9-101页。
③ 侯杨方：《中国的大宪章：宋太祖誓约》。
① 谭松林，尹红整理：《周敦颐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9页。
① 转引傅江宏：《试谈〈爱莲说〉与佛经的联系》，《语文学刊》1998年第1期，第7-9页。
② 转引胡可先：《禅机与理性融合的人生境界》，《电大教学》1998年第4期，第16-20页。
③ 周文英主编：《周敦颐全书》，洒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④ [宋]周颐敦：《周濂溪集》，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版，第169页
① [唐]元结：《元次山集》（孙望校）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
① 郁沅：《沧浪诗话》初探，刊《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第68-74页。
② 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