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砖
从地图上看，湖南的形状好似一颗面西的智者的头颅，而地处湘南的潇湘就恰似支撑这颗头颅的脊梁。尽管在历史上它曾一度被人误解和遗忘，在地域上远离中原而被称为南蛮，成为失意文人与政坛迁客的流放场。但是，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进潇湘的大地，我们发现潇湘不仅有绚丽的自然风光，更有其丰厚的人文遗存与历史景观。
在一万多年前的洪荒时代，在中原文化尚未形成的时候，而潇湘源头的道州平原已进入到了农耕社会，玉蟾岩的农耕稻种的发现，证明了潇湘源头农作文明的发达。在大约五千年前的上古时代，舜帝的南巡，以其《南风》歌谣：“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开创了中华文化的文学先河。也从此，自九疑而下的潇湘成为了孕生文学的摇篮，成为了酿造文明的发祥地。
在那迂回曲折的潇湘流域的两岸，随手采撷的便是香气四溢的文学之花。从娥皇、女英的传说到潇湘馆林黛玉的描摹，从舜帝的魂归九疑到何仙姑的浮槎渡海，从洞庭湖畔那屈原的《离骚》发端，到九疑山下那蔡邕的《九疑山铭》，在这滚滚波涛的湖湘文化氛围里，潇湘文学却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唐宋以降，元结、柳宗元、欧阳修、寇准、陆游、杨万里等人，或仕途遭谪，或慕名寻胜，或朋友唱酬，等等，留下过难以计数的文学作品。“文章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潇湘自然景观的神奇引来了无数的文人学子与艺坛大师，其实，也正是在这种潮涌而至的外来文化的撞击之下，才有李郃、史青、路振、陶弼、周敦颐、乐雷发、黄佳色、易三接、杨季鸾、何绍基等本地作家的崛起，才有《爱莲说》《太极图说》这般潇湘本土文学的辉煌与灿烂。
一、潇湘文学的历史传承
在湘粤交界的五岭群山中的九疑，它不仅是潇水的发源地，也是潇湘文化的发祥地。“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虞舜是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而 舜帝的最后归所就在九疑。《史记》载：“舜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而潇湘又与舜帝二妃有关。可见，九疑、零陵、潇湘，皆因舜帝而来。
“零陵”是先秦的三十四个古地名之一。“零陵”之“零”，其本义为“下雨”，《诗经》中有“灵雨即零”之句，比喻如雨一般下落。“零”的第二层意思为“零散”。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于此，这“万物之母”的“无名”之“无”与“有生于无”的“无”，其实就是“道”。“道”究为何物？在老子的《道德经》里不难看出，它就是数字里的“零”。“零”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也正如道之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其实，“零”与墨子的“端”也有本质联系。庄子于《天下》：“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但到现实世界里总是有最后不能再分的时候，这个不能再分割下去的时候便是“端”。我想这个“端”也就是近乎数字“零”的东西。
而“陵”者，本义为 “大土山。”《诗•小雅•天保》有“如冈如陵”之喻。苍梧一带虽然崇山峻岭，但这里的岭多为土质结构，因此，以丘陵为主。舜崩于苍梧之后，由于上古时代没有修筑坟墓的习惯，因此，帝舜究竟安葬在哪一座山上，年久之后，无法知晓，于是，便有了“九疑”一说，也便有了“零陵”一词。
虞舜从一个被后母虐待、父亲抛弃、兄弟欺凌的阴影之中，靠自己的谦诚与勤奋，靠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成为天下诸侯所最为爱戴的人，成为尧帝的乘龙快婿，成为娥皇、女英二妃的丈夫，成为万万苍生之上的君主，成为权力至上的皇帝，成为哺育众生的大巫师。其仁政爱民、忠孝廉洁的品行成了儒家学说的经典。
关于虞舜之德行，《尚书》中曾这样记载道：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扬侧陋。”
师锡帝曰： “有鳏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闻，如何？”
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帝曰：“钦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1]
尽管《尚书》的年代无法考证，但是从先秦的典籍上看，舜帝的德行之广，名声之大，是不容否定的。虞舜从三十岁应召入朝，至南巡九疑仙逝，其施政二十春秋，帝位五十寒暑。无论是其为人子、为人兄、为人友、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那种宽厚待人、严于律己的处世态度，经历代百姓的传颂与儒家大师们的渲染，舜便如冬天里的和日，给人以无穷的温暖。娥皇与女英的凄美故事，如那湘江河边的明月，照彻人间的黑夜。
舜帝的南巡，无论是归结于他布道的需要，或是他权力角逐的败北而南移，总之，自他开始，便有了《南风》歌，便种下了中国文学的第一颗种子。它长出的第一棵大树，就发《天问》之浩叹，唱千古之《离骚》的屈原。随后，贾谊、柳宗元溯江而上，挫万物于笔端，笼百态于形内，笑骂文章，流芳千古，形成中国迁客文学之独有的特色。
在迁客的幽愤与寄盼之中，遥远的帝舜也就成了抚平心灵、熄灭心火、疗治创伤的良药。于是，处江湖之远的九疑也就日渐神秘起来，成了连结居庙堂之高的帝王文化的纽带和桥梁，成了文学作品所讴歌、演绎的对象。
纵观潇湘文学的历史传承与沿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舜帝之德的颂扬与赞美。我们翻开文献，无论是先秦诸子，抑或是汉唐文章，到处都是对舜帝的膜拜与对舜德的赞美。如汉朝蔡邕的《九疑山铭》：“岩岩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喜雨，浸润下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勋。逮于舜帝，圣德光明。……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嵬，托灵神仙。”
西晋刘樾石《陈情事表》：“原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狭巢由抗矫之节，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以黔首为忧，不以克让为事。上以慰宗庙乃顾之怀，下以释普天倾首之望。则所谓生繁华於枯荑，育丰肌于朽骨，神人获安，无不幸甚。”
枚叔《上书谏吴王》：“臣闻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
像这样的文字，在各类典籍中数不胜数。可见，舜帝之德，真是若日月之光，泽被华夏神州。
其二，对潇湘的吟咏与描摹。关于潇湘所云何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山海经•中山经》：“交潇湘之渊。”《水经注•湘水》：“潇者，水清深也。”《湘中记》：“湘川清照五、六丈，是纳潇湘之名矣。”因此，在辞书上对潇湘释之为一指水，即“湘江的别称。或专指湘江中游与潇水汇合后一段，即三湘之一”。二为古镇名，为五代时置，在今永州古城西北的潇湘二水合流处，亦称潇湘关或湘口关。但我想潇湘之由来，绝对与舜帝之二妃有关。因为舜帝二妃，死葬洞庭湘山，故有湘君、湘夫人之称。
在屈原《九歌》里也有《湘君》、《湘夫人》的哀吊。“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令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①
进入汉魏以后，在诗歌中，“潇湘”的文化意蕴渐次扩大，日渐成为文人吟咏与寄托的物象。从曹植《杂诗》“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到贾岛《冬月长安雨中见终南雪》“今朝灞浐雁，何夕潇湘月。想彼石房人，对雪扉不闭”。从李白《古风》“归去潇湘沚，沉吟何足悲”与杜甫《寄韩谏议注》“芙蓉旌旗烟雾落，影动倒景摇潇湘”，到唐代方干《赠许牍山人》“何时应会面，梦里是潇湘”。再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到辛弃疾《阮郎归》“鹧鸪声里数家村， 潇湘逢故人”，以及齐己《忆旧山》“心清槛底潇湘月，骨冷禅中太华秋”。
“潇湘”一词不停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或是潇湘流域的实指，或是整个洞庭之南的泛称，或是梦里寻觅的意境，或是极目而望的吟叹。当然，更有如温庭筠、美奴等人的怅望。
如温庭筠《瑶瑟怨》：“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宋朝美奴的《卜算子》：“君向潇湘我向秦，鱼雁何时到。”
在这难以计数的文学吟咏中，极大地丰富了潇湘文化的历史底蕴。从而，也为我们今天潇湘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潇湘文学的本土化
近二十年来，潇湘文学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家群的本土化趋向；其二是文学作品内容的本土化趋向。
关于潇湘文学的崛起，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那阵春风，得益于那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更得益于如李菁老师等一批前辈的谆谆教诲与悉心指导。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本土作家，但是，仍处在萌芽状态，对外的影响不大。在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宁远的欧阳文彬发表了报告文学《刘莲仁》，江永的杨芳仁发表了散文《银幕挂上都庞岭》，杨天喜发表了小说《防滑链子》，李长廷发表了《铁锤队长》，朱光祖发表了戏剧《四亩田》，雷国旦创作了《渡口把关》与《月明心亮》，蒋薛、毛寄颖创作了《莲花洞》，等等。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萌芽时期，除了作家群体未成规模外，更主要的是其作品内容也甚为单一。当然这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在那天天谈政治、时时喊斗争的叫嚣声中，当时的作家们也只能言不由衷、心不由己地跟着政客跑。
世纪之末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高行健曾在演讲中提出“文学远离政治”的宏论。当然，这也只是他的一种理念。因为在寰寰人世中要找到绝对远离政治的文学，或远离文学的政治，实在是不容易。不过，文学家与政治家又的确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儿，他们无法合二为一。譬如曹操，虽然是一个集文学与政治于一身的有影响的人物，但是，细细观之，他于文学可以说是一个顶尖级的文学巨匠，而于政坛则只能算是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二流的玩家。因为文学描摹的永远是对彼岸世界的赞美与现实世界的诅咒；而政治关注的则永远是现实世界的颂扬与对彼岸世界的恐惧。于是，文学给人的是一个理念世界的追求与心灵世界的寄盼，而政治则是现实世界中生生不息的权力的角逐，一种明争暗斗与兄弟屠戮式的杀伐。因此，从某一方面来说，我认为高行健的提法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不然，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旗帜下，文学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沦为政治之皮上的一根可有可无的小毛，它不再担当起开启民智、启迪心慧的神圣职责。其情景就如伍锡学先生的《垒忠字》一诗所记述的一样：“清晨乡村哨声起，社员都来早请示。个个手举红宝书，主席像前站成队……”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不可能有真正文学大师的诞生。
当漫漫的长夜过去，人们用惊奇的大眼审视身边的世界时，才发现灵魂缺席的痛苦。于是，一场真理问题的讨论终于唤来了文学的春天。春江水暖鸭先知。沉寂多时的潇湘文学终于又活跃起来。这主要表现在以叶蔚林、李菁等为首的一代作家的崛起，及胡英、李长廷、易先根、伍锡学等为代表的潇湘籍文人的脱颖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叶蔚林以他者的眼光发现了潇湘大地所蕴存的远古的天籁，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不停地描摹永州自然风光的壮美与绝唱。他的《没有航标的河流》（1979年获全国中篇小说奖）、《蓝蓝的木兰溪》（1979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等作品，在潇湘大地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后来，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也是诞生于潇湘之源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从此，潇湘文学如煮如沸，不少著名作家相继来永州或体验生活，或开办文学笔会，或开办各种培训班，真是热闹非凡。一批批有成就的作家的到来，不仅为潇湘大地的读者带来了赏心悦目的好作品，更为潇湘文学的耕耘者带来了在艺术上得以突破的极富借鉴意义的宝贵经验。
也许正是这种大环境使然，从各个方面唤起了潇湘本土作家们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从1980年而后，在格律诗歌的创作方面，刘飘然、廖奇才、毛寄颖、龙震球、郑国栋等人率先发起并成立了永州诗社，编印了《永州诗词》及《历代零陵诗词选》。王建文、伍锡学、屈善哉、赵民伊、肖建民、邓英等，一批诗词玩家凝聚一起，形成永州诗坛的最初态势。这其中有两位诗人值得一提：一是王建文先生。王建文的诗词实际上是师从廖奇才与龙震球两位先生，但是，他非常勤奋，于烦琐的政务工作之余，全身心地投入到诗词创作之中，其《萌渚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潇湘吟》（改革出版社1991年版）、《东泉吟》（中华文画社1993年版）三书，虽有不少应酬之作，但还是奠定了他后来一度成为永州诗坛盟主的地位。二是伍锡学先生。伍锡学以一种江天野地的话语风格构筑了他在全国诗坛上的特殊影响，其作品在海内外多次获奖，诗集《田畴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南园草》（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1年出版）、《甘泉草》（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等在古体诗创作中引来众多评论家的关注。
此外，刘飘、郑绍廉、郑国栋、萧定才、龙震球、屈善哉、赵民伊、黄森、唐朝阔等一批老将相继推出各自的诗歌专辑，极大地活跃了永州诗坛的气氛。
在组织上，继永州诗社之后，先后成立了秀峰诗社、九疑诗社、浯溪诗社、濂溪诗社、舜峰诗社等诗歌组织。这些组织的成立为繁荣诗歌创作，培养文学新人，传承潇湘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自由诗的创作方面更为活跃。西山学子彭国梁先生以他者的眼光，审视潇湘大地，并亮出了新乡土诗歌的旗号，其诗集《爱的小屋》、《流浪的根》和《盼水的心情》，在全国影响甚大。诗评家沈奇先生在读完彭国梁的《盼水的心情》之后，曾很有感触地说：
当我断断续续地进入国梁的诗中，随诗人一起时时跳脱燥热、喧嚣的城市生活和风乱、云诡的季节困扰，去“俯瞰田野”，去“走一回湘西”，去品味“月光打湿了草帽”的情景时，我终于渐渐沉静了下来，感到有一扇爽净的木门随诗人的呢喃而打开，走进去，是一片久违了的、清新鲜活‘精神原乡’，令人迷醉。①
继而在其它县区都成立了自己的文学社，诗歌创作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本土作者也呈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出来。诸如：蒋三立、黄爱平、毛梦溪、陈晓泉、荷洁、田人、文紫湘、李文勇、易小兵、等等。正规出版的诗集统计起来不下30部。诸如毛梦溪的《无语也夕阳》（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年版）、陈晓泉的《蓝色的依恋》（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易先根的《潇湘恋歌》、林岚的《花季少年》（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与《花季心雨》（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易小兵的《南方树》（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杨金砖的《寂寥的籁响》（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文紫湘的《忽远忽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等。但是，论新诗的创作水准，以蒋三立、黄爱平、田人三人的成就为最高。他们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崛起于潇湘文坛。蒋三立先后在《诗刊》、《人民文学》、《诗神》、《诗歌月刊》等数十份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诗歌400多篇，出版了《永恒的春天》、《诱惑》、《蒋三立诗选》三部有分量的诗集，并不断有作品入选《青年诗选》、《中国诗萃精评》、《2002年度中国最佳诗歌》、《2003年中国最佳诗歌》等选集中。由于他的创作实力，于2003年应邀参加了由《诗刊》举办的第十九届青春诗会。蒋三立的诗通常写得空灵而富有哲理，例如他的《老站》：
除了几截没有拆走的铁轨/一切都没有什么痕迹/站台边/几束野芦苇花，白手帕一样在风中摇曳//它送走的人哪里去了/火车开来的汽笛声哪里去了/外出打工的几个漂亮姑娘哪里去了/那个弯腰的老扳道工和摇旗的瘦个子青年哪里去了/那么多曾经等待和期盼的目光哪里去了//我不相信这个小站也会衰老/一切会这样沉寂/那些在远处飞速开动的火车/震动不了偶尔路过的人的心②
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许多记忆深处的东西就如同这个被废弃的“老站”，仅留下几截没有拆走的铁轨，其他的一切已不复存在。唯有那风中摇曳的芦苇花，如昔日舞动的白手帕一样，仍在这老站旁边不停地舞动。然而，那些被送走的人儿到哪里去了呢？那些过往的列车哪里去了？那些曾经等待与期盼的目光哪里去了？这一系列的疑问更加重了作者情感的渲染力度。
与蒋三立一起驰骋诗坛的黄爱平君，以一种瑶山的歌声唱出自己独有的韵味。黄爱平君从1985年开始在《湖南文学》、《诗歌报》、《芙蓉》、《绿风》、《花城》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旋即入盟湖南作协，成为潇湘大地上一位悟性甚高的歌者。他曾在他的个人诗集《边缘之水》一书的扉页中写道，出书“不为别的，只想使那些过去了的岁月中的难忘的感受和情景的真实记录得以保存”。其实，他也是一直秉承这一心态去写作。譬如他的《月夜》：
淡淡的月光/朦胧了无边起伏的原野/树林和村庄/静静地沉入梦乡/只有清凉的风/还在弯弯的小路上/缓缓地游荡。
在朦胧的月夜，在宁静的夜的深处，当树林与村庄都沉睡于梦乡的时候，唯有作者的思绪如那清凉的夜风一般，还在弯弯的山村小路上缓缓地游荡。读黄爱平君的诗就好像在读一幅画，在听一支歌，给你以无穷的美的愉悦。
也正是这种对语言之美的追求和意境之幽的描摹，逐渐构成了潇湘诗歌所独有的本土特色。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朦胧诗、现代诗、后现代诗相继潮涌，田园派、乡土派、实验派旌旗高扬。但是，在潇湘这块大地上，诗人们如岸边顽石，静观着诗坛上那潮起潮落、浮躁不安的万端变化，他们没有去追潮逐浪，而是默默地传承着传统诗歌的要义――以语言的纯正与意境的高远为诗歌的内在本质。
进入20世纪末期，永州籍诗人田人脱颖而出，成为潇湘文坛上的一匹黑马。他相继在《诗刊》、《人民文学》、《十月》、《诗选刊》、《星星诗刊》、《江南》等大型刊物发表作品，尤其是他的代表作《乡村的荠菜花》、《反复写到了春天》、《一株稗子的爱情故事》分别被《中国新时期二十年诗选》、《2002年度中国最佳诗歌》、《2000－2002年中国诗选》收录。从而定格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潜在实力。最近，他的诗歌专辑《虚饰》（华艺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被列入李小雨主编的《金马车诗文库》丛书之中。田人的诗不像蒋三立的诗那样注重于哲理阐释，也不像黄爱平的诗着眼于山与水的情感，而是源于自身的一种情愫。
一生中反复写到的词很多
风停了，雨就会来
雨来的时候，也许就是春天来了
一生中反复写到的春天
有时候是走在春天里写到的
有时候是在别的季节里写到的
可是春天总是没有固定的春天
一个人在一个深夜里写到的春天
样子是不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
一个人在一个暖冬里写到的春天
样子是蜜蜂的样子吗
一个人在一个花开时节写到的春天
样子是一缕光吗
一生反复写到的词虽然很多
但是我只是反复写到了春天（《反复写到了春天》）
从这种深情而源于生命体验的诗句中，让我们感悟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感悟到了行吟诗人对春天的渴盼。从这里，也发现潇湘诗人视角的别样与生命体验的独到。
假若说诗歌是语言之根，那么，基于诗歌之上的散文，则是人之心灵之水的流露。潇湘文学在潇湘诗歌意蕴的酝酿下，不断地从诗歌创作向散文方向发展。这主要的表现有李长廷、易先根等一批70年代活跃于潇湘诗坛的作家们渐渐地从原有诗歌领域内游离出来，加入到散文创作的队伍之中。到90年代，李长廷先生的《苍山•野水•故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山居随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奠定了他于散文创作方面独步潇湘文坛的气度。李长廷先生的散文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家乡山水的描摹，这就犹如鲁迅对鲁镇的钟爱一样。他从《九疑看山》、《九疑赏云》，到《九疑山之夜》、《九疑遐想曲》；从《乡井》、《乡音》，到乡村的《篱笆》与《古樟》。
李长廷先生的作品注重于心灵的感悟，而易先根先生的《潇湘夜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则更注重于潇湘文化的阐释。他的《潇湘神韵》、《九疑极天》、《浯溪胜概》、《舜峰雄杰》等系列散文，奠定了他文化散文的路子。他的散文风格有周廉溪笔下的那种不蔓不枝的池中之荷的风韵，高远而清逸。
欧阳友徽先生是一位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剧本、小品于一身的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陶铸和他哥哥的故事》，享誉三湘四水。他的散文集《浯溪雨潇潇》更是流光溢彩，让人读而爱不释手。其实，他更是一位潇湘文坛的铺路者。在他的引领下，从浯溪之滨走出了一大群如王青伟、毛梦溪、凌鹰之类的文学青年。
要论及对潇湘文学贡献最大的人，应该首推武俊瑶先生。如果说是李菁、郭明、李长廷、欧阳友徽、易先根等人的努力，才有了近二十年来潇湘文学本土化的这片林子，那么，可以说是武俊瑶先生那不遗余力的物质和经费上的供给，才有了这片林子的葱郁茂盛。因为文学之树的常青同样需要物质之水的浇灌。
武俊瑶先生支持潇湘文学，源于他自己不仅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更是一位文化人。他懂经营、会管理、爱文学、好书艺。他初到零陵烟厂时，厂子不过是一个百十号人的小厂，经过他十余年的策划与奋斗，迅速崛起成为湖南四大烟厂之一，成为全国五百强企业，年利税达数亿元。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武俊瑶先生有“永州财神”之誉。但是，他与其他的企业家不一样，他非常注重企业文化，非常关注潇湘文学的发展，并不遗余力地培养文艺新人。从他的厂里走出了一批青年作家和歌唱家，如赵妙晴、余艳、郭威等。当然，这主要得益武俊瑶先生管理理念与为人之道。他的散文集《海韵》（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逆旅》（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先后在北京召开作品讨论会，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他的《异乡西子》、《秦淮河断想》、《雾失庐山》、《触摸龙的肤骨》等篇章，读来让人荡气回肠、浮想联翩、感慨万端。从他的文章里我感悟最多的是他的文学氛围，而不是他的企业经营。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被选入《文艺湘军百家文库》之中。
赵妙晴与余艳，可以说是从《香零山》与《潇湘文学》上走出的两位有一定分量的女作家。她俩执迷于散文创作。相比之下，赵妙晴出道略比余艳早些。赵妙晴以她的缠绵、挚情、神秘与颖悟捧出了她的第一本集子《阳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在赵妙晴的作品里我们能读出到这样一种文学信条：“文学，不止是作家和作品，而且是一种崇高的信念。”关于这一信条，胡宗健先生曾非常称赏，并撰文给予褒赞。余艳从潇湘之滨的《香零山》跑到了长沙，加盟《湖南文学》。自此便激情飞扬，一本厚重的《女性词典》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当下境外看好的女作家之一。余艳的成功，得益于她的执著与胆识。譬如，她的《女性词典》里一篇篇散发着灵性之光的女性词条，没有胆识与执著是写不出来的。
在散文创作方面，凌鹰、洋中鱼（本名杨中瑜）与蒋平是属异军突起的人物，他们凭借电脑和网络等现代化工具，进军自由撰稿人行列，日以继夜地兼行在文学之路上，并在同行享有一定的声誉，这是令人起敬的。洋中鱼的《梦的窗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收集了他1995－2001年间的散文作品，虽不是很纯熟，但其强劲的创作后势已表露出来，坚持下去，定是有所作为。而蒋平主要致力于城市笔记类小散文写作，正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值得关注。
作为“投枪”与“匕手”的杂文，虽然不是当下社会的主流文学，但是，其对时弊的针砭与对世风的嘲讽，其赤膊锻剑的胆识与直面人生的勇气，却常为人所乐道。在潇湘作家群中，就有一批乐于此道的杂文作家，如魏剑美、张卓琳、何德功等人，文章写得都非常苍劲老健。尤其是魏剑美先生的杂文老辣而地道，深得鲁迅风骨。他的杂文集《醉与醒的边缘》，可以说是当下杂文界中难得的一部精品。其幽默的话语，其诙谐的调侃，其流畅的文笔，其灵动的思绪，无处不在闪动着智慧的灵光。
此外，彭式昆、周龙江、陈茂智、王孟义等人文风的日渐成熟与圆润，使潇湘文学的散文阵容日见壮大，形成一派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在小说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没有航标的河流》相继在全国获得大奖，紧接着《白狐》、《姑母山风情》、《大海知道他》等十多个有分量的中短篇小说先后问世，他于文坛击起的浪花有如一种强力兴奋剂，让潇湘大地上的文学爱好者兴奋不已。
杨克祥的长篇小说《玉河十八滩》、《十二生肖变奏曲》相继被改编成剧本和电视，洋洋大观，尽现人间之美。短篇小说《山狗》、《色眼》一波三折，犹如微雕，美不胜收。由于他语言的放荡不羁和行文上的肆无忌惮，于是，在社会上对其褒贬不一，非议甚多。但是，为文为人，他却是勤奋的。这也许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于自己的简介里写道： “属狗，除了睡觉，没有安宁的时候。常于宁静的夜晚无缘无故吠叫几声，惊扰人们的梦境。因此，做美梦的便厌恶他，做噩梦的便感激他。但他对厌恶、对感激都不在意。”我想，也正是在这样的吠叫中，他才渐渐地撑起潇湘文学本土化进程中小说阵地的这面大旗。他的创作甚丰，共出版了《杨克祥剧作选》、《杨克祥中短篇小说选》、《杨克祥长篇小说选》、《罗瞎子》、《一夜郎》、《一网情深》六大部。纵观他的全部文本，我认为他的《中短篇小说选》、剧本《一夜狼》与长篇小说《罗瞎子》三书，较为耐读。他的中长篇小说总体上情节优于语言，不像短篇那样写得精练而生动，从而给人有厚重不足的感觉。不过，这不影响他作为当下潇湘文坛盟主的地位。
对小说的创作，王金梁先生是一位执著的朝香人。王金梁先生与杨克祥先生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他们成长于困苦而赤贫的农村，在那“文革”大潮中，断送了他们继续求学的好梦，但又成就了他们发奋写作的才能。他们都是凭借手头的一支笔，从农村走进城里，然后，于城里筑起一个有如城里人一样的安稳的家。王金梁先生从第一篇小说《亲家》于1976年广东的《作品》上刊出后，近三十年来，相继在全国数十家刊物上，发表了百余万字的作品。尤其是近年来，他的不少作品常被列为刊物重头文章，如《母系氏族的最后一个幸存者》（《章回小说》2004年第3期）等小说，写得浑厚而有张力，从而使其成为响当当的潇湘文坛上的实力人物。
李军平则是近年来活跃于潇湘文坛的新闻界人物。她供职于《永州日报》的文艺副刊，但却潜心于小说创作。她的长篇小说《鼠疯》，以似幻似真的笔调，给我们展示了平静日子里那隐藏的巨涛与潜在的暗流。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独到的眼光去洞悉周边的社会，力图揭示社会的黑暗，充分表现了李军平女士的勇气与胆识。
但是，同为新闻工作者，唐曾孝先生却是以弘扬主旋律为写作第一要务的文坛牧羊人。他于小说创作起步较晚，可能始于退休之后。然而，他的执迷劲却是普通年轻人所没有的。他四处奔波，筹集经费创办小盒饭文学沙龙，同时，自己身体力行，笔耕不止。他的《陪酒王》于《小说月刊》发表后，在同行中引起了较好的反响。随后，《辫子哥》、《耍耍哥》也相继见刊，这为潇湘文学新人的培养树立了榜样。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评论。评论如一把双刃剑，既指导读者的阅读，又规范着作者下一轮回的写作。在潇湘文学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的时候，以胡宗健、杜方智、王田葵、陈仲庚、吕国康、李鼎荣等为主的评论队伍赤膊上阵，操起了评坛“烹煮”的重任。尤其是胡宗健教授的《韩少功近作三论》等三篇文章先后在国家核心刊物《文学评论》上刊出，有近二十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在湖南是少有的，就是在全国也不曾多见。尔后，他的《文坛湘军》一书于1990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湖南文学引起了强烈震荡。进入90年代以后，胡宗健先生独辟蹊径，整合中西方评论话语，将其融入到实验批评之中。他的后期主要作品收录在《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胡宗健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
杜方智教授则以郭沫若与田汉比较研究为主攻对象，兼及叶紫、蒋牧良、鲁迅、周立波等巨匠的文学作品。此外，对柳宗元的文学思想、舜帝的仁政思想均有独到的见解。其《星光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中学语文教学与美育教育》（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三部著作中蕴含了他于文学评论方面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尺度。
王田葵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评论，他的《浪漫派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以欧美浪漫派文学的诞生、发展、壮大为切入点，对欧美浪漫派文学进行了总体性的扫描。这也是潇湘文坛上第一次以专题的形式集中评介欧美文学。近几年中，王田葵先生没有沿着这文学评论的路继续往下走，而是将兴趣转移到书法艺术与舜文化研究上，且成绩斐然，这真是让人料想不到的。
陈仲庚教授可谓是当下潇湘文坛上继胡宗健教授之后的一位有影响的评论专家。他的许多评论文章相继被多家刊物转载，尤其是对寻根文学的研究，系统而规范，其扛鼎之作《寻根文学研究》一书于2000年出版之后，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和赞许。他从文化学、民俗学、考古学、符号学等层面上去解构20 世纪80年代后涌起的寻根思潮，并获得独创性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潇湘文学的一大收获。
通过对近三十年来潇湘文学作品及作家的检点，据统计，从1976—1990年间，永州市区域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刊发的文学作品总量为1500余件，其中小说230余篇，散文120篇，文章评论170篇，诗歌850余首，儿童文学30余篇，民间文学80余篇，电影文学剧本2部。而从1991－2004年，正式出版的各类文艺作品集就达150余部，在各类刊物上刊发的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类作品有5000多篇。从作品数量上看，近十五年与前十五年相比，有成倍增长的趋势。从作家群的年龄上看，目前已形成比较合理的老、中、青层次结构。
从潇湘文学的本土化进程来看。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胡英、胡宗健、李长廷、武俊瑶、易先根、欧阳友徽、杨克祥、唐曾孝、彭式昆等本地作家的崛起，可谓是潇湘文学本土化趋向之滥觞也；至90年代，以王金梁、蒋三立、黄爱平、伍锡学、余艳、赵妙晴、郭威、江南雨、王青伟、蔡建军、胡安陵等为主体的青年一代的大量登场，以及而后的魏剑美、荷洁、李军平、毛梦溪、周龙江、魏佳敏、张智勇、蒋国森、文紫湘、蒋铸友、唐也、黄新姿、陈茂智、王孟义等人的执著追求，使潇湘文学的本土化趋向薪尽火传、日见成熟，逐步形成今天这样的繁茂态势。
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① 《中国古代十大文豪全集•屈原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① 沈奇：纯驳互见 清韵悠远——读彭国梁《盼水的心情》，刊《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第60-62页。
② 蒋三立：《蒋三立诗选》，华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