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城墙
北京的悲剧在于，由于共产党人的远见，它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逐渐毁掉。
——《城记》
如同当年的许多巨变一样，那是一场同时代人共同参与的历史活剧。
——《破解城市命运》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者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其时，关于北京古城墙是否需要拆掉的争论正在展开。
那是当时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事情的起因是1953年5月，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而梁思成极力反对将这些古建筑拆除。
但5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
据著名建筑及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镛的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的冲突，吴晗站起来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
此后，1953年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梁思成、郑振铎、林徽因出席了会议。
郑振铎态度强硬地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梁思成说：“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
但吴晗却说：“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与周恩来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
周恩来回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主持拆除了历代帝王庙景德坊和东交民巷牌楼的孔庆普回忆了梁思成当时的落魄。
“历代帝王庙牌楼是我们拆的, 1954年1月8日，我们开始准备拆卸。10日，梁思成先生来到现场，当时我们正在搭脚手架。他就在旁边看。梁先生说，北京的古代牌楼属这两座构造形式最好，雕作最为精致，从牌楼的东面向西望去，有阜成门城楼的衬托。晴天时还可以看到西山，特别美，尤其是傍晚落日的时候。为争取保留这两座牌楼，他曾给周总理写信，总理很客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唉！也难说！这里的交通问题确实也不好解决。他还问我，牌楼的木件腐朽程度如何？我说，经初步检查，木构件大部分腐朽很严重，拆卸时尽力小心吧。梁先生最后说，感谢！感谢！这次来主要是向牌楼告别。”
据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的回忆，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痛哭了好几天。
但毛泽东后来却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7年11月14日，吴晗终于将梁思成的痛苦演变成了政治问题，他写了一篇抨击“右派分子”认为文物保护“今不如昔”的文章。梁思成此时因为彭真的保护而逃脱了成为右派的命运。梁思成曾对彭真说过：“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梁思成知识分子的天真跃然纸上，落后于先进，不过是他人的说法罢了。彭真对梁思成的回答却颇有意思，他对梁思成说：“你若是个皇帝，一定是个暴君！”
在建国后，北京最初的城市改造中，执行者是吴晗。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人。1931年，吴晗因写成《胡应麟年谱》被荐至清华大学史学系当工读生，专治明史。期间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1934年清华毕业，并留校任教，专讲明史，正是这一年，吴晗因《胡惟庸党案考》而在学界一举成名。吴晗本是梁思成的校友。
在所有现有的评价当中，吴晗一向以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而被正面评价，然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却认为，他热衷政治，喜欢从政。从某种程度上，在樊树志的眼中，吴晗作为政治家，其中难免投机者的性格。事实上作为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决计不可能不知道北京明清建筑的意义，吴晗在对相关文物的拆除上几乎做出了最为固执的决定。这也许也是梁思成无法理解吴晗的原因。事实上，潜心中国古典建筑数十年的梁思成怎能理解吴晗本身作为政治家角度的话语。
吴晗曾因《胡惟庸党案考》而出名，上世纪40年代吴晗写过一本书叫《朱元璋传》，把朱元璋写成一个大独裁者，大搞特务政治，杀人如麻，疑神疑鬼。在众多学者的眼中，吴晗以朱元璋的独裁影射当时民国的独裁统治。但上世纪60年代，吴晗改写了自己的《朱元璋传》，将朱元璋写成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一个好皇帝。对于其成名作《胡惟庸党案考》中所提到的胡惟庸党案吴晗在修改后的《朱元璋传》中一笔带过。
1976年，毛泽东说要写写海瑞，于是吴晗作《海瑞罢官》，本是应景之作，谁知却被姚文元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所利用，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开端当中悲剧的主角，原本或许是想进行政治投机，却未曾想到被投机分子所利用。吴晗毕竟改不掉身上的知识分子的气息。
而梁思成在彭真的保护下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最终没能逃过文化大革命，1972年，梁思成逝世。
吴晗与梁思成两个人的命运似乎由一段历史与一个王朝联系起来，却在城市的现代性与历史承接上产生了剧烈的矛盾。担忧最终因为一场运动而同样讲述着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故事，是缘分的使然还是历史的嘲弄？
◎链接：梁思成辩护北京古建筑语录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梁思成：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梁思成：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担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该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城墙阻碍交通。
梁思成：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梁思成：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