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这个节日对大家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它熟悉，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端午要吃粽子，要有活动；说它陌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并不清楚端午的文化意涵究竟何在。我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编写过一本 《中国风俗辞典》，其中对于端午节的形成发展作了概括。总起来讲，端午节是中国最早的保健卫生节，它不仅包含着全民健身、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的民俗意义，还被赋予了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等诸多文化内涵，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弘扬爱国主义和传统民俗文化的盛大节日。此外，从深层文化角度来看，端午节还蕴含着我们的先辈对天、地、人以及身心融和的感悟、调和、调适的精神文脉，它是多元文化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精神力量。
端午文化的自然动因
针对这种阴阳交替失衡的状况，中华民族的先民，想方设法希图达到一种新的和谐。这种和谐追求一开始是针对自然的，后来慢慢地衍生出社会文化意涵，从而形成了一种不畏艰险、英勇搏击、不怕牺牲的高尚情操和乡土情结凝聚的爱国主义精神。
端午节的第一层文化含义在于，它源于我们中华民族对生存及对和谐的追求。
端午节产生于春末夏初之际(有的人认为是仲夏)。这个时候，气象出现了特殊的状况，阳气上升，阴气衰落，从物象来讲，许多毒虫，如苍蝇、蚊子都开始出现，所以天时物象都出现了一些新陈代谢的变化。而我们人体实际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也会发生一种不大舒服的感觉，比如说火气大，或者说湿气比较大。
中国的远古时代，就产生了阴阳和谐的理念，但到了这个季节，本来和谐的领域发生了错位，怎么办？针对这种阴阳交替失衡的状况，中华民族的先民，想方设法希图达到一种新的和谐。这种和谐追求一开始是针对自然的，后来慢慢地衍生出社会文化意涵，从而形成了一种不畏艰险、英勇搏击、不怕牺牲的高尚情操和乡土情结凝聚的爱国主义精神。要理解这种观点，可以考察端午的起源。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和田野调查的情况，端午节的起源，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它源于远古三代的保健的兰汤浴。战国时代有一本书叫《礼记》，里面有个“夏小正”，提出了“蓄兰为沐浴”。后续的一些著作，对里面的内容都作了一些补充和说明，基本上定论为，在五月初五要蓄兰草熬汤洗澡，可以预防皮肤病。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这种习俗在中国各地还是相当普遍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兼任上海《采风报》主编，经常下去采风，了解到端午节的时候，不少地方要到山上去采百草，熬成汤来洗澡。这说法实际上很早就形成了，各种典籍里面都有记载。包括屈原在 《九歌》里面也谈到，要蓄兰沐浴。当然远古的时候，这种兰草沐浴的时间不一定在是五月端午这一天，但是后来慢慢地逐步定型为主要是这一天。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认为五月初五午时采的药最灵验，长得最好。这当然是一种带有迷信和想象色彩的说法，但是这个阶段的兰草、香花长得最茂盛，也是一个事实。那个时候，民间不仅 “蓄兰沐浴”，人们还把艾蒿晒干了，门上插几个，待晒干后一小捆一小捆地盘起来，点着当蚊香用。防病、除病、驱邪、保健，这是有关端午节起源的重要说法之一。
关于端午节的第二种说法，同屈原有关，也相当流行，而且在隋唐以后，成为端午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从实际来看，端午节的起源说法和屈原的联系是比较完整的。东汉解体后，魏晋南北朝前后360年，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之中，就西晋大概有60年比较稳定的时间。这个时期，出现了屈原和端午节的传说。大意是讲屈原忠君报国，但是楚王对他不信任，听信谗言，把他驱逐出去，他几次晋见不成，流落在汨罗江畔。后来，他听说楚国都城被秦军攻破，伤心地投汨罗江而死。他的妻子为了寻找他，也为了安抚他的亡灵，于是往江中撒送竹筒做的米饭。屈原后来托梦给家人说，这样送米我吃不到，都给鲛鱼抢走了，你们是不是用芦苇包起来，用五丝线扎好，投到江中，鲛鱼怕这个东西，就不能跟我抢食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屈原，就用芦苇叶把糯米包好，用五丝线把它扎好，煮熟了送到江中。
其实在这之前，晋代宜兴有个人叫周处，这个人写了本书叫 《风土记》，其中就讲到端午这一天，要煮鸭子和粽子来吃。从时间上来看，这个传说还要早。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说法，民间传说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域的变化，不断充实新的内容。端午节的形态和内容也是如此。
到了南朝时候，端午纪念屈原的传说，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从当时的时事来说，也有一种必然的趋势。那个时期，基本上都处在一个动乱的环境下，乱世之国，人们往往容易想起忠贞的爱国爱民的先贤。屈原于是开始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线。其实最早的历史书上，并没有确切地说屈原在五月初五投江。但这样的一种塑造符合民众的愿望和理想，所以大家也愿意接受。因此，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忠君爱国的屈原说法，逐步地为大家所认同，成为一个重要的端午节起源说法。
当然，关于端午节，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说纪念伍子胥，或者曹娥。伍子胥原来是楚国的一个将领，受到谗言排挤，他的父亲和兄弟又被楚王所杀，他愤而潜逃至吴国，得到了吴王的重用，然后他又立志复国、报仇，最后成功，用吴国的兵士攻破了楚国。这个人物对吴国来说是个大功臣，但是后来，吴王也开始对他不信任。他几次谏议说越国是吴国的大威胁，但吴王不听，后来，因为谗臣的诬蔑，他自杀了，最后他也是沉入了江中。传说他成为一个涛神，钱塘江的江涛就是他引起的。后来五月五日，吴越之间的一些百姓就在江上举行活动，纪念这个涛神。有人就说这个端午节和纪念伍子胥有关。
曹娥是汉代上虞人。据历史记载，她的父亲可能是游戏于江涛中间的一个人，不幸被江水所吞噬，她四处寻找自己的父亲。有的说她不幸也失踪，有的说她主动投江，过了几天，人们见她背着父亲的尸体一块浮上水面。因此曹娥成为汉代著名的孝女。传说她也是五月五日出的事，所以有人说端午节和她有关。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端午节可能和祭祀疫乱有关。按照道教的说法，五月五日是很特殊的日子，为了除灾，为了长生，要进行祭祀。如此等等。
综合以上几种说法，各有各的依据。但是撇开这些说法外在的形式，就内在的东西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和自然的抗争，就是在不利的环境中，人们如何想方设法，化不利为有利。这就形成了端午文化的自然动因。
对和谐美满的追求
我们的端午节绝不是简单的防病治病，而是有着日常生活审美的感受在其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想出许多办法解决困难，我们还可以开拓许多美的样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漂亮。
如果说，端午节是我们的先民为了追求和谐的生存条件而逐步产生的一种习俗活动，那么，端午习俗的表现，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一次大展演。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从长远来看，这种传统的积累是我们的先民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对于宇宙、生命、人体机理的一种心灵感受，这种感受使我们采取了种种行为方式，来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新的和谐。兰汤浴是这样，纪念屈原也是这样。实际上是从宇宙、自然的一种失衡演化到我们人类社会的一种不平，如何使社会更加稳健、和谐地发展，需要由屈原的这种精神来进行调剂，来进行弘扬，这是端午节产生的另一个文化动力。
端午节的习俗琳琅满目，但分析这些习俗的背后，它就是解决我们生存和生活的一些实际问题，有利于我们保护自己，有利于我们把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比如说传统的端午习俗中有吃 “五黄”一说，所谓五黄即：黄鱼、黄瓜、黄鳝、咸蛋黄、雄黄酒。原因是，野生的黄鱼是对脾胃有好处；黄鳝是一种凉性的动物，在这个季节可以对燥有帮助；黄瓜、鸭蛋在中国的传统的生活观念中是凉性的；雄黄酒即使你不喝到肚子里面去，弄到脸上、身上，也有助于去虫害；还有像挂香袋，香袋里面都是中草药；有些地方要送肚兜，肚兜做成蛙形，有的上面还绣了五毒，有驱邪之意。端午最重要的习俗之一是吃粽子，许多家庭一定要小孩吃一种特殊的粽子，把粽子做成两个笔杆型的，叫笔粽，寓意为考试 “必中”；有的做成一种四方的印一样的，叫印粽， “一定要中”的意思。中国人往往会创造许多美好的、吉祥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迷信，其实不然，大家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形式表达美好的愿望而已。
从端午习俗来讲，它也是古人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存智慧的展现。比如粽子，在古代，甚至在今天的一些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它都是一种最好的干粮。我前几年在浙江衢州乡间搞调查，立春过后，当地农民在祭春那天，做了许多粽子，挂在家里的竹竿上面，有的一串一串地挂在房梁上。我感到纳闷，端午节还没到，做这么多粽子干什么？农民告诉我，下地干活的时候就拿它当干粮。做好的粽子一般放在通风的地方，一个月都不会坏，农民下地劳动带两个粽子，带一壶水就走了，比做饭还容易。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或者生活的需要。
端午习俗中，还保留许多古老的东西。比如说“赶鸭子”。我们的许多报道可能没有注意到，“赶鸭子”实际是我们端午节很重要的一个习俗。这个习俗我在冲绳看到过一次。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日本的一些专家搞调查，冲绳的市长要展示他们的文化遗产，请我们去看，就是端午节那天在海中“赶鸭子”。他们告诉我，端午的习俗可能跟中国有关，但是赶鸭子却是日本发展出来的新文化。我说不然，这个习俗也是中国传过来的。何以见得？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里，就谈到他的家乡凤凰城那个地方，端午节那天，男人们有的唱歌，有的就是下河赶鸭子，通过在江水中的搏击来展示男性的雄伟和魅力，赢取姑娘的芳心。福建石狮端午日与台湾港口有对渡的仪式活动，其中一项，就是古老的海中“赶鸭子”。显然，日本冲绳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端午也是一种生活的形式。作为古人，不仅物质的生产要上去，种族繁衍也要上去，所以通过端午节的种种习俗，如男的赶鸭子，女的做香袋，实际上也是传情达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此可见，我们的端午节绝不是简单的防病治病，而是有着日常生活审美的感受在其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想出许多办法解决困难，我们还可以开拓许多美的样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漂亮。
上海的罗店到今天还保留着很古老的端午习俗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龙船表演。划龙船不仅是一般的娱乐活动，有着纪念屈原的文化含义，更重要的它也是技艺的大展现。龙舟制作的技艺复杂而高超，龙船技艺中的绣花、刺绣相当的精美，那是男人们与女人们合力协作的结果。
端午风俗中，有许多知识和智慧的展现，而我们的技艺、才智就通过这样的形式一代一代往下传。比如说乞巧节，这是一种女性才艺的大比拼，而才女也成为男家今后找对象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这种技艺是一个国家的独特的文化力量。比如大家知道泸州老窖1573的制作工艺，已经成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老窖的酒厂，明清的作坊还存在。酒厂作坊的旁边，就有一个小丘，这个小丘五六米高的地方有一口井，叫龙井，这个井打上来的水是甜的，做1573精华酒的水就是这个井里的。酿酒的高粱是旁边一个山沟里的高粱，而且采用特殊的工艺，叫“连续发酵”，发酵到一定时间可以蒸馏酒，但是新的原料又进去，连续发酵，一步都不能差。这个酒出来了需要测定多少度，酒厂有几位八九十岁的老工人，不用任何现代的检验仪器或设备，只是用手指沾一下，放在唇边，凭借经验和感觉，就能准确报出酒的度数。这种智慧、技艺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仪器。好多传统的技艺里面，都包含了这样的因素，但我们现在却没有了。
所以端午节的文化含义，就在于我们这种生存智慧的大展演。这种生存的智慧，以民间习俗的形式代代相传，成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我们不要简单地看这种习俗的外在形式，我们要寻找它的精神文脉，就是要到内部寻找它真正的文化含义。
厚重民族精神的展示
端午节从肇始及今，不断流转变迁的节俗内容和精神内涵，不仅丰富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内容，更在这林林总总的节日文化中逐渐酝酿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情感和共同的精神世界，这无疑将成为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财富。
端午节的精神文脉的第三个内容，就是它表现了我们的先民自远古以来一直在孜孜追求的对于人与天地自然相互关系处置的独特理念。环视世界，古往今来，单边科技主义的发展观，往往强调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以生态环境的破坏，换得一时的安逸，并埋下了永久灾难的祸根。当今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就是一大例证。而我们的端午节俗，面对天时地利的变化，所采取的各种做法，是因地制宜，顺应节时，顺势营构适宜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以利于自己和族群身心的健康发展。
闻一多先生当年在 《端午考》、《端节的历史教育》文章中指出，端午是由吴越先民源起，面对蛟龙，状如龙子，而举行的图腾祭的节日。其实质，也是顺势而为。所以，端午节的灵魂就在于远古先民面对自然界中的不可避免的不利变化，不惧怕、不畏缩的大无畏精神，顺其自然、利用自然，团结一致、迎难而上、共度难关，最后安然地进入新的生活境界。它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的内涵表现为不畏天命，不畏天险，面对艰难险阻百折不挠的精神，表现为在任何困难面前，保持乐观，以独特的形式来排除灾难的智慧。这种形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力量，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也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族群的身份认证。继承它、发扬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端午的文化习俗，已经成为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首先申报的不是中国，是韩国的。当然韩国申报的内容和我们不一样，韩国是“端午祭”，“端午祭”在韩国是江陵这个地方的风俗，主要是祭山神，和我们端午的形式不一样，但也是五月初五这一天，也叫端午，这个名称上是一致的。就像“女儿红”被国外抢注了，“女儿红”黄酒就只能在国内销售，走不出国门。假如我们单独去为一个“端午节”这样的名称申报的话，至少给人家感觉名谓上相同。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我们长期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的文化特色，我们已经不以为然了，熟视无睹了，感觉不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另外，我们近百年来的文化革新不断，这种革新不断借用西方的文化来革除中国的文化，从日历到节假日。民国政府在1912年就宣布节假日全部都是西方的，然后又宣布把所有传统的节日废除，甚至过年也要跟洋年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春节，实际上就是元旦，元旦这个名称现在给阳历年借过去用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别注重经济发展，对文化因素考虑比较少，形成了我们传统节日的危机。当然现在政府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端午节已经成为国家保护的文化遗产之一。现在，端午节更是作为国家的法定节假日被明文规定，这就说明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为保护我们文化的主权、文化的安全提出了一些有利的措施。
端午节从肇始及今，不断流转变迁的节俗内容和精神内涵，不仅丰富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内容，更在这林林总总的节日文化中逐渐酝酿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情感和共同的精神世界，这无疑将成为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财富。纵观当今世界，现代化从来没有统一的模式，同样，处在全球化中的现代性也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系。在现代化以及现代性问题上之所以出现多元的现象，从文化层次上是和各国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国家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从来都是依附在民族固有的一定的精神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不同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从来总是有相对应的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它们通过各自的民族文化基础，吸取用来凝聚和团结本国成员的力量，从而焕发出社会成员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性。
陈勤建 现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对外汉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文艺学、文艺民俗学博士生导师，华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文艺民俗学、文化学教学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出版专著9部，编著6部，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专著《文艺民俗学导论》获教育部全国高校第二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国文学二等奖，《中国鸟信仰》获第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第二届学术著作奖一等奖。